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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other side of FREEDOM is RESPONSIBILITY, so before you ask for more freedom, ask yourself how responsible you want to be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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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Boy, do you have a one track mind," "Is there anything else in this world, Charlie?" "Not for you." " you know what gets me going all these years? I thought one day, maybe one day, I can have a woman's arms around me, and her legs around me, and I could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she'd still be there, SMELL her.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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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Oh, where do I go from here, Charlie?" "you TANGLED UP, just TANGO ON." "You're asking me to dance, Charlie?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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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首歌讓她感動，可是她沒把這感動當回事。她很清楚，這首歌只是個美麗的謊言。媚俗一旦被當作謊言，媚俗置身的情境就是非媚俗了，它會失去一切極權的力量，變得跟所有人類的弱點一樣動人。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人是超人，所以沒有人可以完全逃脫媚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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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個社會裡，如果諸多思潮並存，而且影響力互相抵銷，限制，那麼我們還多少有可能逃脫媚俗的專橫，還有可能保有個人的獨創性，藝術家也可以創作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品。但只要政治運動掌握了一切權力，我們就會置身在極權的媚俗王國裡，所有個人主義的展現，所有懷疑主義，所有嘲諷，都會被驅逐出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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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"人的存在"的全盤認同，這種美學理想，是一個否認"大便"的世界，是一個人人假裝大便並不存在的世界。這種美學的理想，叫做媚俗(kitsch)。這是一個德文辭，出現在多愁善感的十九世紀中葉。可是在通常的用法裡，這個詞最初的形而上價值已經被抹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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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蘭茨無法接受的是，偉大進軍的光榮，變成只是一些遊行者可笑的虛榮。他寧可把自己的生命拋擲在天平上，證明偉大的進軍，秤起來比大便重。可是類似這樣的證明，我們是無能為力的。天平的一端裝著大便，史達林的兒子把整個身體擺在另一端的秤盤上，可是天平動也不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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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議的真正目的，不是要讓政治犯獲得自由，而是要讓大家知道，還有一些人不害怕。他所做的，其實是在表演，但他也別無選擇，他在行動和表演之間，沒得選擇。他唯一可以選擇的是，演一場戲，或是什麼都不做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人是注定要表演的。人與權力的戰鬥，是一個劇團攻打一支軍隊的戰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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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與狗之間的愛，是田園詩的情懷。這種愛沒有衝突，沒有令人心碎的爭吵，沒有變化。卡列寧在特麗莎和托馬斯的周圍，走著他生活的圈圈。牠的生活以重複為基礎，牠對他們的期待也一樣。然而人類的時間不會走圓圈，而是直線前進。這正是人類得不到幸福的緣故，因為幸福就是渴望重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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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開始拿這道裂縫來玩，我把裂縫變大，想像在裂縫後面可以看到什麼...前面是明白易懂的謊言，後面是無法理解的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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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重要的問題都是孩子才想的出來的問題。這些質問都是沒有答案的。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，就是一道柵欄，柵欄之後，再無道路。換句話說，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劃下了人類可能性的極限，標誌了我們存在的邊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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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尼采的)永劫回歸以"否定"的方式，"肯定"了一件事：一旦消逝就不回頭的生命，就如影子一般沒有重量，預先死亡了。無論生命是否殘酷、燦爛，這殘酷、燦爛，都沒有任何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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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法國大革命必須永無休止的重複，史書就不會因為羅伯斯庇爾而感到自豪了。可是史書說的是一件一去不復返的事，血腥的年代於是變得比鴻毛還輕，不會讓人感到害怕。我們能給稍縱即逝的事物定罪嗎？日暮時分的燦爛雲彩讓萬物輝映著鄉愁的魔力，甚至斷頭台亦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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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永遠無法得知自己該去追求什麼，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既不能跟前世相比，也不能在來世改正什麼。就像一個演員走上舞台，卻從來不曾排練，如果生命的第一次排練，就是生命本身，那還有什麼價值？只能活一次，就像是完全不曾活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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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inmal ist keinmal，一次算不得數。一次就是從來沒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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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我們永遠無法驗證哪一個決定是好的，那一個決定是壞的。因為，在所有的情境裡，決定的機會都只有一次，我們沒有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的生命可以給不同的決定做比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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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員就是從小認定自己可以在無名的公眾前暴露自己的那種人，少了這項與●天●賦●無●關，卻又比●天●賦●更●深●層●的基本認定，一個人是無法成為演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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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做的都是一些他覺得一點也不重要的事情，這種感覺真美。有些人工作並沒有受到內心"非如此不可"的駕馭，一下班就把工作忘的一乾二淨，現在他可以體會這些人的幸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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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多芬最後四重奏的最後一個樂章，就是以這兩個動機為基礎譜寫的：非如此不可嗎？非如此不可!!非如此不可!!為了讓這幾個字的意義絕對清晰，貝多芬還在開頭標註了這麼幾個字：Der schwer gefsste Entschluss─莊嚴而沉重的決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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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於巴門尼德，貝多芬似乎把「重」視為某種正面的東西。Der schwer gefsste Entschluss(莊嚴而沉重的決定)，與Es muss sein(非如此不可!!)是結合在一起的。沉重、必需、價值，是內在本質相連的三個概念；只有必需的東西才是重的。只有重的東西，才有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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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任何東西比同情更沉重。即便是我們自己的痛苦，也比不上為了別人而痛苦來得沉重。更比不上經過想像而放大，在千百個回聲裡盪漾的痛苦，來得更沉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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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(Parmenide)在西元前六世紀，將宇宙分為若干對偶：光明─黑暗；薄─厚；冷─熱。一邊是負，一邊為正。如此正負兩極的區分在我們看來或許幼稚而簡單，只有這個問題例外：重和輕，哪一個才是正的？巴門尼德答道：輕是正的，重是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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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跟特麗莎鏈在一起生活了七年，特麗莎的目光跟隨著他的每一個腳步，彷彿在他的兩個腳踝都鏈上了鐵球。現在，他的步伐突然輕盈許多，幾乎快要飄起來了。他置身於巴門尼德的神奇空間裡：他品味著甜美的生命之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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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開心是因為懦弱的人數增加，可以讓他們的行為變得普遍，可以讓他們恢復失去的名譽。有些人則視自己的名譽為特權，這些人對懦弱的人也有一種秘密的喜愛，如果沒有懦弱的人，他們的勇氣就只是一種平凡無用的努力，沒人會欽佩他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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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輕的時候，生命才在前面幾個小節，還可以一起譜寫這份樂譜，改變其中的動機(就像托馬斯和薩賓娜交換了圓頂禮帽的動機)。可是，如果人們在年長之後才相遇，生命的樂譜多少已經完成了，每個字、每個物品，在各自的樂譜上都意味著不同的東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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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產主義、法西斯主義，所有的佔領和入侵，都掩蓋著一種更根本也更普遍的惡；這種惡的形象，就是人們振臂齊呼相同字句的遊行隊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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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蘭茨從來不會要薩賓娜做什麼事，他從來不會命令她，不是說佛蘭茨不好色，而是他沒有發號施令的力量。有些事情我們只能告暴力來完成，少了暴力，性愛是無從想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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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可以被判親人，背叛丈夫，背叛愛情，背叛祖國。可是沒了親人，沒了丈夫，沒了愛情，沒了祖國，還有什麼可以背叛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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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到布拉格，俄國大兵們大概會以為自己來到一個科幻小說創造出來的星球，這星球上的女孩優雅至極，在俄國大兵面前露出她們玲瓏有緻的長腿，展示著她們的輕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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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背叛究竟是什麼？背叛，就是走出行伍並且走向未知。薩賓娜不知道有什麼可以比走向未知更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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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如果想讓讀者相信他筆下的人物曾經真實存在過，那是一件很蠢的事。托馬斯誕生於"一次就是沒有"這個德文句子。而特麗莎誕生於咕嚕咕嚕的胃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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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腔裡撞來撞去的東西，我們知道，那是心臟；鼻子不過是突出在身體之外的管路末端，臉也不過是塊儀表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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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一旦愛到發狂，並聽到自己的腸子咕咕作響，靈肉一體這個科學年代的激情幻覺，也會立刻消失無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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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人不關心自己的身體，是很容易自食惡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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